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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发布时间:2019-06-27 23:5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地区的会师,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排除张国焘的破坏和干扰,终于在1936年10月胜利会师陕甘,实现了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完成了历时两年的伟大长征。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意义十分重大。

  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一方面军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决定,举行东征战役。

  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战役,是大胆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一着绝妙好棋。1935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指出:目前,陕甘晋三省是我们发展的主要区域。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这些地区的人民急需革命。因此,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第一,他认为,东征山西接近抗日前线,可以推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迅速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黄河防线,在山西扩大红军、补充给养、筹措粮款、征集物资,不但可以减轻陕甘根据地在经济上、兵员上的压力,而且可以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

  第三,有利于推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同和红军率先在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说,红军选择亲日的阎锡山晋绥军为主要的作战对象,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正面发生冲突,率先为在西北地区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创造条件。曾经指出:我们“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第四,进攻山西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减轻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乘机恢复和发展陕北根据地。

  1936年2月20日,亲自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举行东征战役,至5月5日,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结束,并取得重大胜利。

  首先,红一方面军在山西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革命力量,壮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并给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媚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受到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其次,歼灭晋绥军7个团,俘其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迫使阎锡山将其入陕“进剿”红军的晋绥军5个旅撤回山西,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恢复和巩固了曾经失去的陕北根据地;8000余名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并筹款30余万元,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的困难。

  再次,红一方面军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尤其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

  第四,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剥夺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政治资本,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全国抗日救国的大本营。

  上海的许多抗日团体以及鲁迅、茅盾、宋庆龄等都纷纷写信给中共中央,坚定地表示拥护中国的抗日救国主张。1936年3月29日,鲁迅、茅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这时,李济深也发表拥护抗日的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在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内部,也分成联日与联共反日两派。上海,拥护中国主张的各种刊物达30多种,其中《大众生活》销量达20余万份,蒋介石亦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等带头在上海街头举行抗日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也赞助反日运动。

  总之,红一方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措了财物。这充分表明中国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

  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并希望“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国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着手建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共16个师另2个旅,对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企图首先夺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经营以陕西、甘肃、宁夏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是和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所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巩固扩大以陕西、甘肃、宁夏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推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开辟西北抗日新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为基础组成西方野战军,举行西征战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举行西征战役,向军兵力薄弱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首先打击坚持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5月14日,西方野战军在陕北交口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出席会议。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的经验,进行西征战役的动员,使红军指战员明确了西征战役的任务和有利条件,增强了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会后,彭德怀领导西方野战军迅速投入西征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西征战役命令,西征野战军兵分左、右两路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至7月27日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它给予坚持的马鸿逵、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开辟了陕甘宁根据地。从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西方野战军对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大量杀伤外,还俘其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挺)、战马500余匹,占领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4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400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后来,这一根据地发展到北迄长城,南至淳化,西邻固原,东到黄河,全区连成一片,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1937年5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特别行政区(简称陕甘宁特区,9月改称陕甘宁边区),下辖36个县和神府特别区,成为中国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指挥中心。

  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是中共中央和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时,张学良十分希望红军主力会师,壮大陕甘的抗日力量;也希望尽快与苏联沟通联系,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支持,以便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共同抗日。因此,在中共中央1936年6月16日正式与共产国际沟通电讯联系后,开始着重考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问题。6月29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为此的任务。”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12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他们继续北上,共取宁夏。

  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战略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批准了这一战略计划,并表示红军占领宁夏区域后,给中国以帮助。同时强调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分化瓦解东北军,命令其嫡系胡宗南部重新进驻甘肃。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30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8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至9月14日,先后占领了七营、王家团庄、高崖子、将台堡、兴隆镇、界石铺、同心城等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按照《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发起进攻,至9月21日,在成县、两当、徽县、康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组织了陇南抗日游击队、“两当县义勇军”和东河、东北、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和一支拥有1000多人的徽县工农游击大队。红二方面军在地方政权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仅在半个月时间内,扩大红军2000名,筹集了大批抗日资财。

  但是,张国焘再次公开向党中央发难。8月22日,他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击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潭、岷县吸引胡宗南部。

  8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首长,明确指出:“四方面军应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并号召“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强调指出: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9月至11月三个方面军的行动,应照商定办法执行。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抗日反蒋并提,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相反地提出“联合抗日”口号,请依此方针改进自己的宣传工作。但是,张国焘仍然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先西渡黄河,接着主力跟随西进,遂行其“西进计划”,偏安于青海、新疆、甘西地区。

  这时,各路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正陆续向西兰大道中、西段和甘南地区集结,企图切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道,各个击破红军。中革军委为打破军的企图,于9月13日决定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并制定了《静会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一部确保定边、盐池、豫旺县等要地于手中,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地区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敌,配合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西兰大道之隆德至定西段。

  但是,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颁布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9月13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新疆实施战略退却,企图抢先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继续与中共中央相对抗。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并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不妨碍尔后红一、红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9月16日至18日,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刘少文等。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新疆的错误主张,决定继续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18日命令红四方面军向静宁、会宁进军。

  但是,就在制定静会战役计划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共中央闹独立的故态又恶性发作。这时,陈昌浩第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争论十分激烈。朱德耐心地劝说张国焘要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9月19日,、周恩来、彭德怀为争取张国焘放弃其西进错误主张,率部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并任弼时、贺龙,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为了加强对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和指挥,中共中央采纳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意见,决定组织军委主席团。21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和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即、彭德怀、王稼祥和朱德、张国焘、陈昌浩)。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其西进的错误主张。21日,他在漳县前敌指挥部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推翻了中央西北局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掉头西进,“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封锁消息,命令红军总司令部第1局局长周子昆、第1局第1科科长潘同、第2科科长曹广化:“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并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段,于22日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并转任弼时、贺龙:“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朱德虽尽力劝阻却无济于事。9月24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渭的部队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转向西进。

  9月25日,致电彭德怀、,指出:“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部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此外,请考虑是否用红1军团主力及第81师占领固原、镇原线,威胁平凉、瓦亭。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避免红四方面军遭受严重损失,即致电任弼时、贺龙、:“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限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9月27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认为: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到达任务之危险。”“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经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耐心说服教育和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劝说,加上由兰州附近难以西渡黄河,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9月28日,他同朱德、、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一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号可到介(界)石堡(铺)”。与此同时,他们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会宁前进。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第4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第73师和第1军团会师。随后,会宁城防务交于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师主力移驻城郊,红一方面军其他各部均相继撤离。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并赠送了红四方面军大批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慰问品。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4日开始北移。至10月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翻越雪山21座,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牺牲军以上干部9人(其中有原红8军团政治委员黄甦、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红28军军长刘志丹等),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沿途补充兵力6万余人,长征结束时,红军共保存3万余人。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这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和考验的民族精华,是全国同胞团结御侮的核心。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也满怀豪情地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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