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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

发布时间:2019-11-22 13:5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提要: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创建于何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没有明确答案。事实上,为破除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各种困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采取了包括科技在内的许多办法和系列举措加以应对。从首创和系统性两个角度看,井冈山时期在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机构、科技应用、科研成果、科技队伍、科技教育、科技传播等方面的诸多举措和成绩,标志着中国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

  作者简介:游海华,男,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范惠芹,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土历史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15JDSZK020)

  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科技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及其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中国领导的科技事业,包括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机构、科技应用、科研成果、科技队伍、科技教育、科技传播、科技社团等。】创建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在科技思想方面,已有的研究大都从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党人的科技观讲起;在科技实践方面,学界大都追溯到延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龚育之:《中国的科学政策的历史发展(建国以前的部分)》,《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6期;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齐卫平:《延安时期党领导的自然科学事业概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曾敏:《中国科技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2005年版;王海军:《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及其实践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邱若宏:《中国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万立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领导的科技事业研究》,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众所周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为什么不是系统初创于井冈山时期呢?判定中国科技事业系统创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对于以上问题,目前的研究并未予以明确回答。

  长期以来,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学界大都集中在井冈山的军事斗争、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以及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尽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铸币、邮政和通信、医疗、军需工业、教育等史实,有的有较为详细的梳理,有的只简略提及,但是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经济史、后勤史、中共党史等角度进行书写【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494-496页、下册第234-235页;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6、255-265页;唐小平、欧阳月明:《井冈山时期的后勤保障体系及其经验启示》,《党史文苑》2007年第24期;牛保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后勤保障工作》,《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至今仍无专文从科技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基于此,带着前述问题,笔者在查阅当年革命文献、亲历者回忆、地方文献和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尝试从科技史的角度,梳理井冈山时期中国对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概况,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于中国科技事业创建史这一问题的认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它的创建,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前例可循;又是在大革命失败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受挫的背景下“逼上梁山”的,不仅党内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人,也有部分抱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此外,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遭受到当局的猛烈进攻,仅在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先后遭受赣敌的四次“进剿”和湘赣敌军的三次“会剿”。与此同时,当局还对井冈山地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政策,严禁各种物资进入红区。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是经济困难。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亟需的物资进不来,当地的物产出不去,导致根据地内经济困窘。1928年10月初,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记载,“一年以来,边界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红军士兵群众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186页。】11月,给中央的报告称:“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79页。】

  与此同时,在敌军严密封锁下,根据地内物产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军队需求。最初,湘赣边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时候,只有700余人。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红军加上家属激增到1万余人。历经“八月失败”,到11月份,红四军总人数大约为5000人。而井冈山的军事核心地带即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根本无法满足几千常规军队的粮食需求,红军的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除粮食外,红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8、65页。】1929年2月,刚刚卸任的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克敏记述,“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部队不仅废除了薪饷,而且“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无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5页。】

  其二是军队和军事问题。如兵员补充不易,“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另外,“党代表伤亡太多”,短时难以补充。如红军军事技术太差,“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如武器和弹药缺乏,“各县赤卫队的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3、64、66页。】1929年8月,邓乾元记述,红军及赤卫队“第一困难是子弹,子弹是常常要消耗的,但是消耗没有接济的来源”。《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报告》(1929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42页。军队和军事问题并没有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扩张而消失,而是如影随形或隐或显地存在。同年6月,在《给的信》中,一口气列举了红四军中存在的14个问题和思想分歧。【《给的信》(1929年6月14日),《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这说明红军面临的各种问题不仅数量多,有的甚至相当严重。

  其三是伤员的医疗问题。1928年上半年,在粉碎赣敌的两次“进剿”中,红四军的“伤兵增至500”。【《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50页。】此后,由于又粉碎了赣敌的两次“进剿”和湘赣敌军的两次“会剿”,每“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加上“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生药品均缺”,伤员持续增加,到1928年11月,红军“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5页。】此时红四军的总人数,只有5000人。以此计算,伤员数超过总数的16%。1929年2月,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述,红军伤病员多、医生少、医术差、药少,伤病员待遇差,“的确不足以鼓励来者”。【《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5-266页。】显然,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善,将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和作战士气。

  此外,还有党组织问题、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地方主义问题、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水问题等等。

  为破除困境,化解难题,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井冈山的党和红军提出了包括科技在内的许多办法,采取了系列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有关重视、利用、涉及科技的办法和政策有:

  医疗方面。1928年2月,在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新城后,宣布了医治白军伤病兵,优待俘虏的政策;6月,湖南省委指示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伤兵医院必须办理完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1927年8月-1930年2月)、《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关于发展红军开展地盘及红军的编制策略土地分配问题》(1928年6月19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533、140页。】

  交通方面。6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出,湖南、江西省委“须各有一个专门的经常的交通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省委与前委的关系永不中断”;同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须与省委建立亲密交通联系,不经过莲花转”。【《中共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规定前委管辖范围》(1928年6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特委与军委均须与省委建立亲密交通联系》(1928年6月19日),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年底,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交通机关的建设极其紧要”,并指定专人在萍乡、吉安分别负责建立井冈山与湖南、江西省委的交通机关;1929年1月,滕代远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称,“关于交通及机关名称,均重新多多建立,以防止敌人的破坏”。【《前委书记经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关于交通及其他》(1928年)、《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关于交通及机关名称》(1929年1月12日),《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44、45页。】

  1928年10月初,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军事工程技术和医疗技术的重要性,认为“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医院”是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件大事。【《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6页。】

  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多次提到军事技术【军事技术是指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手段,包括各种武器装备及其研制、使用和维修保养技术,军事工程,军事系统工程;有时也专指操纵、使用武器装备的技能,如射击技术、驾驶技术、电子设备操作技术等。】和医疗技术的重要性。关于军事技术,认为对于士兵,“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训练下级军官的教导队,在“准备经常办下去”的同时,“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4、66-67、67页。】关于医疗技术,指出,“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由于医生和药品奇缺,“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5、67页。】

  12月,红四军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系列决议案。其中,关于军事技术,通过了“在大小五井建筑巩固工事”、“在根据地须建筑医院营舍及红军纪念堂”、“军事技术须加紧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足健壮红军战斗力”议决;关于军事人才,通过了“在军队组织中要特别健全侦察队、卫生队、担架队、辎重队、军需处诸种组织,并须训练专门人材”决议,并提出建立“军事政治学校”等提案。【《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2月16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第2册,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929年2月,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军事训练、请求中央解决医药和派遣医生等。关于军事技术训练,他说,“关于干部的训练,曾经办了一个四军教导团队,现又办了一个红军学校,训练一班下级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对俘虏的训练尤其要紧”。【《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2页。】关于医疗问题,杨说:“中央能否解决一些,……希望能买点药送去,派同志中业[医]西医者数人前去工作”。【《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9-280页。】

  为破除困境,化解难题,在上述科技思想指导下和科技政策推动下,井冈山的党和红军创设了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包括红军医院、步云山兵工厂、塘边兵工厂、红四军军械处、红色邮政和通信网络、井冈山造币厂、桃寮被服厂、红军印刷厂,以及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等。这些公共服务事业和公共机构,既是战时的生产单位或公共服务单位,也是战时简易的科研机构,在广泛应用科技的同时,兼具科技研究如科技攻关、技术改进、科技发明、科学管理等功能。可惜的是,这些公共服务事业和公共机构,在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中,几乎全部被攻上山的敌军摧毁。尽管如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中国的领导下,井冈山军民广泛地、大胆地进行了科技应用和科研创新,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

  一是采用“中西两法治疗”,内科用中医中药医治,外科(创伤)由西医治疗。1928年11月底,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此已有明确记载。【《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5、67页。】

  1928年10月,后方医院从茅坪搬到山上以后,为方便管理和分科治疗,当时医院设有四个管理小组:第一组和第二组设在大井,主要收治内科病人;第三组设在中井,第四组设在小井,主要收治外科病人;每组均有医务主任、医生和护理人员。【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242页;中共井冈山地委宣传部主编:《革命摇篮——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曾经有过疗伤经历的江华回忆,中西医治疗是分开的,“在大井吃中药,西医在小井看外科”。【江华:《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恒、谭震林等著:《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396-397页。】

  三是建立了专门的药房药库。据地方文献记载,最早的茅坪医院,在“茶山源设立了药库”【中共井冈山地委宣传部主编:《革命摇篮——井冈山》,第52页。】;1928年4月,茶山源有400多担药材【《访问赖章达记录》,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第258页。】。医院工作人员董青云记述,七溪岭战斗后,缴获了大批西药,“运到宁冈象山庵,堆满了两间房”;曾志回忆,“大井有个中药铺”。【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曾志:《蔡协民烈士和红军生活》,《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243、358页。】1929年2月底,杨克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医院设有“中药西药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6页。】

  四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不但自制各种医疗用具,而且深入挖掘传统中医、中药的治疗价值。红军医务人员不仅用竹木自制镊子、脓盘、软膏刀、软膏盆和大小便器,用漂白布代替纱布、绷带,用枫树叶、大黄叶盖伤口,用锯木锯骨,杀猪刀作离断刀,而且到山上采挖草药制成中药,并从群众中收集民间验方,用草药和土法治疗,如用青合草治疟疾,老茶叶水消毒、细辛止痛、细骨莲接骨,换药用硼酸、升汞沙、双氧水、铁氯酒、盐水等,“化脓的很少”;内科多用中药治(健胃用大黄),“治疗效果也不错”。【《井冈山时期红军卫生救治工作的情况》(1927年10月-1930年),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第2册,第735页;中共井冈山地委宣传部主编:《革命摇篮——井冈山》,第27-28、52页。】

  对于医院的医疗情况、医疗技术和医疗创新,当年的革命亲历者刘荣辉、吴树隆、彭儒、张令彬、王云霖、王耀南等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刘荣辉:《上井冈山前后》、吴树隆:《湘南暴动的前前后后》、彭儒:《井冈山上的艰苦生活》、张令彬:《几件难忘的旧事》、王云霖:《小井红军医院及其他》,《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10、102-103、156、224-225、254、264页。】

  在红军先后兴办的两个兵工厂和红四军军械处里,工人们既能修理枪炮,也能制造梭镖、大刀、枪弹和手榴弹。曾经担任军械处处长的谭冠三回忆,最初的步云山兵工厂,“只是修理一些简单的兵械而已”【谭冠三:《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472页。】;当地的访问记录也显示,兵工厂“主要修理枪枝”【访问黄英阶、张桂庭、刘桂生记录,1970年7月27日。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494页。】。1928年五、六月间的塘边兵工厂,有“两座火炉,制造来火枪(鸟枪)、短枪,共制造来火枪十六枝,短枪七枝,还修理了不少枪枝”。【井冈山专区宣委文物资料调查队采访资料,1968年9月2日。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496页。】红四军军械处的设备,除普通铁匠铺具有的一些工具外,主要是从湘南缴获来的一具老虎钳和一台老式刨床;1928年12月,又缴获了挨户团一处兵工厂的全套设备,这时可以生产五响枪和“马尾手榴弹”。【吴学海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罗东祥对军械处的设备和技术也有回忆,他说“主要是修理和造单响枪为主,但也打一些梭镖和大刀。军械处里的工具有风箱、火炉、铲子、铁锤,还有一架专门用来车枪筒的钻机”。【罗东祥:《在茨坪的党政机关及其他》,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第244页。】

  一是发行了首套苏区邮票。1928年5、6月间,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发行了面值1分和5枚的两种邮票(简称新遂票),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第一套邮票。同年11月,湘赣边区宁冈邮局还发行了面值1分的邮票(简称宁冈票)。【李虹:《我国首套区票发行时间揭秘》,《党史文苑》2011年第21期,第5-8页。】虽然这种说法遭受质疑,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首套苏区邮票,既有物证,又有证人证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局长和中国工农红军总信柜主任的赖绍尧记述:“1928年初,湘赣边区工农政府便在地下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这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开始”。赖绍尧:《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6辑。】,还有国家权威部门的会检认证。【陈洪模、王小玲:《井冈山是我国首套区票的发行地吗?与李虹同志商榷》,《党史文苑》2012年第7期,第52-56页;李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是我国首套区票的发行地——对陈洪模、王小玲同志〈商榷〉一文的答疑》,《党史文苑》2012年第9期,第48-53页。】

  二是秘密联络手段和信号被广泛采用。如,1928年,莲花县委为了与井冈山联系便利,除指定两名专程的交通员外,另行设立了两路地下交通;其中,“紧要的特别信件俱用药水(青矾、五倍子)写”;1930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出台了文件,专门规定了交通接头和保存文件应注意的种种方法,关于交通接头,如“秘密交通机关要设几个,并要指定灰色同志以负专责”;关于保存文件,如“在严重时,写信要用秘密法!如译定号码符号,以代字,或用药水写或寓意写法”。【《刘振鸿等关于莲花县赤色邮政的回忆》、《少共永新、宁冈县委〈党务训练教材〉——关于交通接头与保存文件》,《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第590、60、61页。】1929年1月,敌军强攻上山,红五军冲下时,“没有电台,全靠写药水信”【田长江:《在斗争中成长》,《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408-409页。】和红四军联系。

  井冈山造币厂吸收了当地“谢氏造币厂”【20世纪20年代,广东龙川县银匠谢荣珍、谢荣光兄弟,先后迁移到遂川五斗江、井冈山山区湘州的东坑村定居。他们利用自己造银器的一技之长,办起了造币厂,专造“花边”(银元)。该厂曾为王佐的绿林队伍造过“花边”,后为官府下令取缔和通缉。李春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造币厂》,《金融与经济》1986年第2期,第61-62页。】的传统铸造工艺,创新了制模技术,并为银元打上了“工”字印记。造币的原料主要来自于打土豪得来和战场上缴获的大量银器、首饰,即将银器、首饰等材料回炉熔化制成银饼,“再将银饼置入原型铜模内。以碓石冲压而成,由于操作笨重,每天只能生产六七十枚银洋”。【吴自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铸币》,《中国钱币》1986年第4期,第2页。】根据制模、铸造等技术上的难易程度,造币厂选择仿制了墨西哥版的1895年和1908年两种花边为直式锯齿形和单麦穗形比较简单的鹰元版别,并在铸出后的银元版面上加凿一个“工”字,表明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行流通的货币。【罗开华、罗贤福主编:《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39页。】最初由于没有经验,造出的银元不响,表面不光滑,后来经过反复试验,发现铜模比钢模好,又不断改进提炼和压模的技术,终于造出了质量较好的银元。【访问井冈山老人记录,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331页。】而据范树德回忆,铸造银元的模子,既不是铜模,也不是钢模,而是“硬度很强”的锑模;造出的银元凹凸不平,工艺水平不高。【范树德回忆:“为了造好银元,我们每到一个县城就去找首饰店,请首饰店里用锑制成一个造银元的模子。这是硬度很强的模子……我们辎重队曾经将自制的五十块银元包在一张纸里,但五十元钱怎么也卷不成一个筒筒。如果是‘袁大头’,五十元钱卷起来不太难。原因是我们造的这种银元凹凸不平,工艺水平不高”。范树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505页。】造币厂只存在六个月,用了千把斤银料,做了万把块银元。【罗开华、罗贤福主编:《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40页。】

  在桃寮被服厂,工人们不仅采用机器生产,而且具备了布匹染色技术。被服厂的缝纫机,是攻打遂川县城获得的,“大概有六部缝纫机运上了井冈山”;曾志证实,“缝纫厂内有五六部机器”。【范树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曾志:《蔡协民烈士和红军生活》,《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503、358页。】被服厂工人刘应龙回忆,“做衣服的白布用灰靛染色,没有灰靛时就用茶籽壳、稻草灰的土办法着色”。【刘应龙:《回忆桃寮被服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生产回忆录》(1927-1949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范树德记述,“从遂川货栈运来的大部分白布染成灰、黑、蓝色,供被服厂使用”。【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范树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246、503页。】

  在红军印刷厂,负责人刘辉霄带领工人们摸索开动了石印机,发明了替代性油墨。1928年5月,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急需印发各种文件和宣传品,但是从永新缴获的石印机没有人会使用。学生出身的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和几个安源工人出身的战士,边摆弄边摸索,慢慢使唤动了机器。后来,刘辉霄又在炊事员的启发下,将洋油、烟灰、猪油等拌合在一起,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可使用的油墨。【永新县文化馆提供的访问资料,1977年1月20日;刘先焜回忆(江西省委党校提供的回忆材料)。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495页;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第245页。】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是印刷厂印的。【韩伟:《关于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等问题》,《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443页;永新县文化馆采集资料,1977年1月20日,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496页。】

  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动员群众,修筑哨口工事。1928年11月底,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记述,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8页。】虽然说井冈山军民是利用传统的建筑技术在山险修筑工事,谈不上很高的科技含量,但是毕竟属于军事工程技术的范围。

  井冈山军民在广泛进行科技应用和创新的同时,不但凝聚了各领域的科技队伍,而且通过实践中的传习培养了后续的科技人才,传播了科学知识和技术。与此同时,井冈山军民还在根据地开办了教导队和红军大学,开创了集中学习模式以培养科技人才、进行科技传播的先河。

  茅坪后方医院时期,据张令彬回忆,“只有几个中医”,卫生队长是何清南,党代表是赖传珠。【张令彬:《几件难忘的旧事》,《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224页。】而据地方文献资料,起初有两个中医,一个西医,加上看护员和担架队共20多人。【中共井冈山地委宣传部主编:《革命摇篮——井冈山》,第52页。】医院搬到山上以后,医院扩大了,院部下设有看护训练班、担架排、药房和手术室等,医护队伍增加了很多人。刘荣辉记述,“湖南部队上山以后,带来了一些医务人员”,小井医院的负责人是段执中,后来曾志担任了医院的党代表;吴树隆回忆,小井医院的院长是原来二十八团的卫生队长段执中,还有几个护士,一个医生叫李保山;张令彬回忆,大井医院有个管理员叫张仰长,医生姓曾;鄢辉和江华都回忆,医院院长是曹嵘,党代表是肖光荣;后来出任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曾志回忆,是曹嵘任院长,有几个护士,还有管理人员,全院只有十几个党员。刘、吴、张、鄢、江等人【刘荣辉:《上井冈山前后》、吴树隆:《湘南暴动的前前后后》、张令彬:《几件难忘的旧事》、鄢辉:《在红三十一团》、江华:《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志:《蔡协民烈士和红军生活》,《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10、102-103、225、336、393、396、357页。】回忆表明,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至少有10人以上,而从曾志的回忆语气推测,医护人员当为党员的数倍。董青云回忆,医院下分4个管理小组,每组有医务主任1人、医生2人,护理人员若干人,据此推算,医院医生至少有12人;另一工作人员王云霖回忆,医院分为3个所,每所有1个所长、1个指导员、一个司号员、一个文书、一个理发员、一个炊事班、两三个医生、十来个护士,据此推算,医院的管理人员至少有18人、医生10人左右、护士四五十人。【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王云霖:《小井红军医院及其他》,《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242、254页。】地方文献有一个确切的数目,说后来的红军医院“发展到十六名医生和四十几个护理人员”。【中共井冈山地委宣传部主编:《革命摇篮——井冈山》,第52页。】依据上述材料,不难推算,不包括管理人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大约在六七十人左右。

  医疗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医疗实践中的传习是分不开的。王云霖回忆,“当时医院有一个看护训练班,年纪轻的小鬼就送来受训学看护”,“受几天训就当看护”,“团有卫生队,营连没有卫生机构”,于是“抽调一些年轻的小鬼送卫生队训练,懂了碘酒什么的用法,分到了营里,营里才有了卫生员了”;吴树隆回忆,医院“当时有一个看护训练班”,“看护员都是新的,组织卫生员们上课学习技术”,1928年后,部队的“卫生工作越来越好,抽调出些小鬼送卫生队训练,从此以后营部才能轮到一个,懂点碘酒什么用的就分配走了。1931年连就有卫生员了”。【《井冈山时期红军卫生救治工作的情况》(1927年10月-1930年)、《〈井冈山时期座谈会记录〉中有关部队医救工作部分(摘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第2册,第736-737、735、736;738、739页。】

  最早的步云山兵工厂,“起初有七、八人,后来发展到十多人”;塘边兵工厂,“有七、八个人”;茨坪的红四军军械处时期,“由湖南迁来二十多个工人在里面做”。【访问黄英阶、张桂庭、刘桂生记录,1970年7月27日;井冈山专区宣委文物资料调查队采访资料,1968年9月2日;访问罗东祥记录。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第494、496页。】1928年底,工人增加到30多人。【吴学海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25页。】

  由于赤色邮政的建立,以及交通站、递步哨和联合通信站的普遍设立,根据地有了一支庞大的通信队伍。限于资料,这个队伍的人数无法估量,能够使用秘密通信技术的人员更是难以估计。根据地对于这类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着意培养的。据曾志回忆,当时井冈山上,“还有些小孩学吹号,有个号兵班,号兵班里有个九岁小孩,名叫杨绍良,在那里学吹号”。【曾志:《蔡协民烈士和红军生活》,《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358页。】利用约定的号子进行联络、互通信息,是部队间重要的通信方式之一。马技茹回忆,南昌起义时,“没有无线电通信,主要是利用人工传递命令和司号、枪声进行联络”。【《马技茹介绍红军通信历史》,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编:《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234页。】因此,井冈山的号兵班,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第一个号兵班,应该培养了不少号兵。

  为传承传统的铸币技术和经验,井冈山造币厂最初延请了谢火龙、谢亚秋、谢亚五等人当师傅,指导工人进行生产,后来工厂规模扩大,工人也增加了不少【李春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造币厂》,《金融与经济》1986年第2期,第61页。】;从开始的几个人,增加到十多个人【访问井冈山老人记录,转引自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第331页。】。

  桃寮被服厂的骨干,最初是“从部队中抽调了十余个会缝制衣服的红军战士,并从农村聘请了一批裁缝师傅”【《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组成,朱毛会师后,有部分从“湖南来的妇女也都到被服厂里去工作”。【陈茂:《从湘南到井冈山》,《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565页。】范树德回忆,被服厂的手工活,是在当地召集一些妇女做,“有时二三十人,有时五六十人。被召来的这些妇女就成为我们的临时成员”。【范树德:《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504页。】工人刘应龙回忆,他负责的组,“人最多,有13个人”,被服厂“起初三四十人,后发展到130多人”。【刘应龙:《回忆桃寮被服厂》,《军需生产回忆录》(1927-1949年),第4-5页。】可以看出,在被服厂成立后的半年左右,其生产人员,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增长到百人以上。

  其次,在凝聚和培养科技队伍的同时,井冈山军民还应现实需要在根据地尝试集中学习以培养军事人才的办学模式。

  1929年2月,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此有记述。他说:“关于干部的训练,曾经办了一个四军教导团队,现又办了一个红军学校,训练一班下级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报告后面再次提及,“最近又办了一个红军学校”。【《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2、273页。】其中,红四军军官教导队1927年12月创办于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当时称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范树德:《文家市会合之后》,《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490页。】1928年秋,教导队迁到茨坪。教导队下设三个区队,区队长分别由陈伯钧、陈士榘和张令彬担任。【贺礼保回忆:“我原是二十八团一营的。1928年8月从桂东回来,在遂川负伤,我们这些伤员被编入教导队。梁军与我编在一起,他是广西人,一脸麻子,担任教导队队长”。分别参见宋裕和:《井冈山上的红军军官教导队》、贺礼保:《井冈山的战斗生活片段》、张令彬:《几件难忘的旧事》,《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144、214、223页。】教导队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下级军官。参训人员都是从部队和地方武装中挑选出来的先进分子,第一期教导队只办了两个月,于1928年2月参加新城战斗时提前结束,培训学员100余人;1928年11月,教导队的总人数为150人。【中共宁冈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宁冈苏区志》,1993年印,第204页;《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64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和军事,政治课占40%,军事课占60%;其中,军事课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和技术(如战术指挥、十二字游击战术),以及军事操练等,如爬山、跑步、出操、练习枪法、野战。【宋裕和回忆,“在教导队学军事,搞军事训练”;龙开富回忆,“军事干部要到教导队受训,陈士榘、张令彬是教员,主要是训练班以上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分别参见宋裕和:《井冈山上的红军军官教导队》、宋裕和:《毛主席留我们在山上》、龙开富:《在毛主席身边》,《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145-146、169、325页;张令彬:《毛委员创办红军教导队(摘录)》,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第2册,第492-493页。】1929年1月,敌人发动第三次“会剿”时,教导队撤销了;其中,教导队的一队和二队变为红五军的特务队。【宋裕和:《毛主席留我们在山上》、贺礼保:《井冈山的战斗生活片段》,《星火燎原·井冈山斗争专辑》,第170、214页。】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不仅“是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也是我军最早的训练基层干部的机构”。【张令彬:《毛委员创办红军教导队(摘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第2册,第491页。】

  至于红军学校概况,除杨克敏在报告中两次提及外,笔者并未发现加以说明的一手材料。间接的材料也不多,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附录材料“军队组织系统”关于1928年12月以后的红军第五军记载:红军学校校长为彭德怀【《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选集》第1卷,第485页。】;《彭德怀年谱》记载,1929年“1月上旬,兼任井冈山红军学校校长”【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另外,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记载,红五军除统辖五个纵队,军部还有红军随营学校等直属单位;其中,红军随营学校是“中央特令办的,现有学生50名,3月为一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407页。】该红军随营学校何时开办,不得而知。井冈山的红军学校,是否就是红五军的随营学校,还是彭德怀到井冈山后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余部基础上创办的学校?该问题值得挖掘史料进一步探讨。不过,从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四五纵队800余人抵达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合(1929年1月,、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下山),次年1月底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在强大敌军的进攻下不得不下山、井冈山失守等情况推断,红军学校在井冈山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再次,井冈山的科技传播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是在各个生产和服务单位,通过生产和服务实践传播科技知识和技术。如在医院、兵工厂、造币厂、服装厂等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传授科技。二是在教导队和红军大学中,通过集中教育的形式传授科技知识和技术。这两方面上文已有述及,此处不赘。

  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创建于何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学界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从学界已有的研究看,在科技思想方面,大都从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党人的科技观讲起;在科技实践方面,大都追溯到延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其背后隐含的观点,即为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创建于中国成立前后,因为这时期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科技观(思想);或者为应创建于中央苏区时期,因为在中央苏区,中国不仅有了比较系统的科技思想和政策,而且有了比较系统的科技实践。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创建的主要判定依据应该是科技实践,而不是科技观(思想)。科技观(思想)不能脱离科技实践单独作为科技事业创建的标志,但可以作为科技事业创建的历史背景;科技观(思想)只有和其直接指导下的科技实践一起,才是比较完美的科技事业创建标志。以此判断,第一种观点误将科技观(思想)等同于科技事业,而第二种观点忽视了在中央苏区之前,中国领导井冈山军民系统初步进行科技实践的事实。

  据本文的探讨,为破除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各种困境,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井冈山的党和红军采取了包括科技在内的许多办法和系列举措加以应对。在科技思想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利用相关科技医治白军伤病兵、建立秘密交通网络、修筑完备的工事、建设较好的医院、提高官兵军事技术等思想和政策。在科研机构方面,井冈山的党和红军创设的红军医院、兵工厂和军械处、红色邮政和通信网络、造币厂、桃寮被服厂、印刷厂、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等公共服务事业和公共机构,既是战时的生产和服务单位,也是战时简易的科研机构,兼具科技研究如科技攻关、技术改进、科技发明、科学管理等功能。在科技应用和科研成果方面,上述战时生产和服务单位,广泛地、大胆地进行了科技应用和创新,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如在红军医院,采用“中西两法治疗”、实行分组管理和分科治疗、建立了专门的药房药库、自制各种医疗用具、深入挖掘传统中医中药的治疗价值。兵工厂和军械处能够修理枪炮、制造简易枪弹。在邮政和通信网络中,发行了首套苏区邮票、应用秘密或约定的联络手段和信号。造币厂铸造了“工”字银元。被服厂不仅采用机器生产,而且掌握了布匹染色技术。印刷厂摸索发明了替代性油墨,采用石印机印刷。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动员群众修筑哨口军事工程。在科技队伍方面,不但凝聚了医疗、军工等各领域的科技队伍,并且通过实践中的传习培养了后续的科技人才。在科技教育方面,开办了教导队和红军大学,开创了集中学习模式以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先河。在科技传播方面,一是在各个生产和服务单位,通过生产和服务实践传播科技知识和技术;二是在教导队和红军大学中,通过集中教育的形式传授科技知识和技术。

  当然,由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较短(前后不过两年多时间,如果算到1929年1月为止,只有1年零4个月)、频繁紧张的战斗(敌军先后发动4次“进剿”、3次“会剿”)、敌军的严密封锁、自身的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用后来者的眼光审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自然存在种种不足。

  其一,尽管井冈山时期不乏重视、利用科技的思想和政策条文,但据笔者目力所及,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份专门的、完整的科技政策文件。

  其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本来有可能使用有线电话,建立有线电话队伍,但并没有建立。

  其四,若以科技事业的某一方面来衡量,井冈山时期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待完善。如科技传播方面,传播途径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实践传授和集中教育的形式进行,没有通过组建宣传队、书写标语、创办报刊、编写书籍等多种形式展开广泛宣传;传播对象相对狭窄,主要面向“体制内”的受众,在各个生产和服务单位、教导队和红军大学中进行,没有面对社会大众。

  其五,若以某一项科技应用来衡量,井冈山时期并非事事最早。如同井冈山时期的1929年夏,李强和张沈川在上海组装了中国领导下的第一架收报机;同年冬,组装了收发报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张沈川:《难忘的回忆——关于我党早期地下无线电通信的创建》,《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136、138-139页。】比井冈山时期更早的1925年2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陈乔年等在北京开办了昌华印刷厂,职工35人。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秘密印刷机构。【平雨:《中国最早的印刷机构》,《出版参考》1997年第10期,第10页。】

  如果我们将中国领导的科技事业,划分为科技思想和政策、科研机构、科技应用、科研成果、科技队伍、科技教育、科技传播、科技社团等8个方面内容的话,那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井冈山军民除没有成立科技社团外,在其他7个方面都已经开创了事业,其中许多科技政策、科研机构、科技应用、科研成果、科技队伍、科技教育、科技传播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首次,有了从无到有且实实在在的成绩。因此,从首创和系统性两个角度上说,笔者认为,中国领导下的科技事业系统初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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